美國,真的變了!

何日生 原創 | 2020-08-03 18:25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焦點關注
關鍵字:美國 

 

  “中美關系是否一定必須對立?

  中美是否難以避免地會產生一場沖突?

  甚至是武力沖突?還是能成為競爭伙伴?”

  這是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格雷厄姆·艾莉森教授在肯尼迪學院發表演說時提出的問題。

  中美關系的和諧

  首先是雙方不要妖魔化對方

  修昔底德是西方一位著名的歷史學者,他分析希臘戰爭的緣由是因為斯巴達眼看著雅典的崛起,心生恐懼,伴隨著雙方敵意日增所產生的各種大小沖突,最后終于釀成長達3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

  這古老的戰爭警示中美關系必須找出共處與雙贏之道。中美領導人有沒有足夠的智慧跳脫“修昔底德陷阱”呢?

  格雷厄姆是肯尼迪學院的資深教授,年輕時師從基辛格,對于肯尼迪的古巴危機與美蘇冷戰研究很深。

  格雷厄姆說美國人為什么覺得中國是威脅?因為美國人習慣當第一。但是美國人為什么凡事一定都要第一呢?明明美國在20世紀以前也沒有要當第一。

  格雷厄姆說看看中國目前的表現: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制造國、最大的貿易國、中產階層人數最多、最多的億萬富翁、最大規模的人工智能研發、擁有最多的超級計算機數、也是太陽能產出最大國等等,10多項都已經是“中國第一”。

  他開了一個玩笑說,在哈佛大學的所在地劍橋市,有一座小橋需要拓寬。結果劍橋市政府磨蹭了很久,將近5年時間才完工。相同的,北京市也有一座交通流量很大的橋需要拓寬。

  格雷厄姆問大家:“你們猜中國花了多少時間?”在場的有回答3個月、兩周等等。他說很接近了,是43小時。他隨即播放了一個影片,是從高空全程拍攝北京市建橋的過程。影片快速播放了從施工開始到結束、到通車的所有過程。

  格雷厄姆接著說,1979年中國人民生活在貧窮線——每日2美元以下收入的人口是90%,相較今日,中國每日2美元以下收入的人口有多少?大家回答,10%。他說,很接近了,是1%。

  他說,他的一位肯尼迪學院學生目前是負責中國扶貧的官員,告訴他到2020年底要達到0%。這是中國驚人的成就。值得美國重視與正視。

  格雷厄姆相信中國人有智慧化解沖突。他提到宋朝時期,北宋曾與遼國征戰多年,后來媾和了,共容了。

  這和平維持多久?120年。很不錯了。

  他告訴現場的學者,美國人不要忘記韓戰(朝鮮戰爭),這個悲劇值得警惕。

  格雷厄姆教授是研究肯尼迪總統處理古巴導彈危機的專家。在彼此的交流談話中,我跟格雷厄姆教授說,我研究過古巴導彈危機,肯尼迪之所以能夠順利化解危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肯尼迪沒有妖魔化蘇聯和赫魯曉夫。

  肯尼迪與赫魯曉夫都意識到彼此對于戰爭的恐懼,以及承認雙方都有的弱處。是“畏懼與勇于示弱”避免了一場世界核彈大戰。格雷厄姆很同意我的觀察。

  我接著問他:“中美關系的和諧首先是雙方不要妖魔化對方,從您的角度來看,要如何避免當前中美雙方妖魔化對方的現象?”

  格雷厄姆說:“這很不容易。在美國,不只是朗普,民主黨也一樣。所以我才提出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美國的理想主義,是個幌子嗎?

  與美蘇冷戰不同的是,美蘇沖突是美國作為“世界主義者”要制衡蘇聯的擴張。今天中美沖突是美國作為“孤立主義者”與中國發生沖突。

  過去100年,美國如何從當年的孤立主義走向世界主義,又是如何從世界主義走向今日特朗普的“新孤立主義”的呢?

  哈佛大學約瑟夫·奈教授,在他的《Do Moral Matter?》一書中,從歷史視角闡述了美國的外交政策。

  約瑟夫教授認為,美國外交一直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交互運用。美國的理想主義是追求全人類的平等、自由與和平;美國的現實主義是保護美國自身的利益。

  理想主義的先驅者是威爾遜總統,他胸懷世界和平的理想。而現實主義卻是美國的一貫傳統,這種傳統主導著美國外交專注于美洲事務,而對歐洲及亞洲采取孤立的策略。

  著名的門羅主義讓美國在19世紀后半葉歐洲各國在大肆瓜分中國之際,采取“不介入”的中立原則。

  進入20世紀初的美國還是一個孤立主義者。

  曾為大學校長,具備哲學家素質的威爾遜總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提出了國際聯盟的構想,威爾遜希望以聯盟與國際法維持各國的和平,約束強國以武力侵犯他國。

  威爾遜的提議得到了戰后各國的認可。但是美國國會不批準這項條約,使得美國沒有參與自己號召的國際聯盟。

  到了二次大戰之初,羅斯?偨y剛剛從內政的經濟危機中蘇醒過來,他無意介入歐洲的戰爭。雖然羅斯福非常不喜歡希特勒,但他知道美國人只想保住美洲,不愿意介入歐洲的事務。

  因此當丘吉爾苦口婆心地央求美國給予軍備幫助時,羅斯福只能把武器運到加拿大邊境讓英國自取。最后是日本把美國拖下水,使得美國積極地介入這場歷時4年多的世界大戰。

  二次大戰以后,美國羅斯?偨y以理想主義的思維提出“多極”的大國共組聯合國,他以五強理事會——英、美、法、中、蘇彼此制衡,以確保國際社會的新和平。

  羅斯福同時還關心經濟大蕭條的歷史夢魘,因此他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通過國際間的協同合作以確保世界經濟秩序的穩定與繁榮。

  羅斯福沒有想到他“多極治理”的聯合國,很快變成了“兩極對峙”的局面——蘇聯與美國兩大超級強國的對抗。

  杜魯門總統接任后,考慮對蘇聯及共產主義采取遏止或防堵的措施。到了艾森豪威爾擔任總統之際,由于蘇聯已發展出核彈武器,美國才放棄遏止措施,而是以防堵作為對抗蘇聯的策略。這就是冷戰時代。

  這一期間美國的外交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矛盾交織地實現著。

  一方面,曾經推翻納粹極權政體的美國,為了防堵共產主義的崛起,在中美洲各國培植納粹的余黨掌權,以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

  納粹是以反對共產主義出名的。這些中南美洲的政府不是以民主為核心,而是以保護美國企業的投資利益為核心。

  如喬姆斯基在《世界秩序的秘密》一書中披露的美國已公開的高層政府文獻顯示,美國在1950-1970年代如何利用納粹為美國培植勢力,以保護美國的政經利益。

  諷刺的當然是美國一方面標榜自由民主以對抗當時極權的蘇聯,另一方面培植集權的政權,甚至運用納粹余黨從事各種政治活動。這就是美國“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交織矛盾的實踐。但再怎么矛盾,都維護了美國整體的利益。

  然而美國的理想主義并不一定是一個幌子。美國社會是有一大群堅定擁護自身理想與精神的知識分子的,在政府、在民間、在學術界、在媒體,他們通過各種形式影響著政府的施政與對外關系。

  只是理想主義一碰到現實的國際環境,利益與正義這兩者常常不可兼得。當美國采取軍備競賽以拖垮蘇聯經濟奏效之后,蘇聯解體了。

  美國老布什總統以現實主義的精神小心地維持著與俄羅斯新政權的關系,以及解體后中亞各國的關系,避免受到蘇聯解體后的不利影響,但也不去占人家解體后的便宜。

  老布什穩穩當當地實行現實主義的外交,認清國際的現實權力分布,以美國最大的利益為考量,但也不要因占便宜而損及美國的形象。畢竟美國的形象一大部分是由他的生活方式與政治模式所建立的。

  美國是以理想主義號召世界各國跟他團結在一起,共同建立美國標準的世界秩序與規則,并用現實主義鞏固好自身的利益。

  在美國的理想主義框架下,當時的妖魔是蘇聯,美國代表的是正義。

  以理想主義為前導,逐步地結盟創造自身的利益。這是美國在上一世紀成功地成為超級強國的機制。

  美國在蘇聯解體之后,終于可以向世界宣稱自由、民主、資本精神的全面勝利。美國也認為中國走向經濟改革,已經順服在美國的價值體系框架下。世界從“兩極”回到“一極”的局面。哈佛學者福山提出“歷史的終結”,歷史終結在民主與資本的旗幟下。

  然而獲得完勝的美國其實是茫然的,歷史也不會因此終結。美國的理想主義過去是靠對抗蘇聯支撐,如今沒有了蘇聯,理想主義如何證明自身的優越性與神圣性?

  冷戰之后,第一個真正挑戰美國理想主義表里不一的其實是本·拉登。

  本·拉登曾接受過美國中情局的訓練,在阿富汗對抗蘇聯入侵。他認為美國為了維護自身的石油利益,刻意壓制中東的民主風潮,而持續擁護阿拉伯各國的君王體制。

  從他的角度來看,美國才是中東邁向現代化的障礙。因此他用極端的手段挑戰美國,但這種恐怖攻擊無辜平民的手段,在任何時代、任何文明都是不義的、也不會被接受的。

  雖然如此,但看看美國的解讀,“9·11事件”發生之初,美國媒體用“新世界大戰”來形容這一次的恐怖攻擊。

  為什么是世界大戰?不是規模問題,而是美國人多少認為美國就代表了全世界,打美國就是打全世界。

  過了幾天后,美國媒體終于冷靜下來,才定位這是“反恐戰爭”。美國用10多年的時間對付穆斯林極端分子,立意保障美國及世界的安全。

  隨著敘利亞難民潮的威脅逐漸在世界輿論消失之際,“中國威脅論”在美國及世界輿論逐漸抬頭,甚至聲浪越來越大。

  中美沖突,本質上是文明的沖突

  我在哈佛肯尼迪學院訪問期間與中國大陸的學者交流,大家普遍認為美國輿論及社會大眾對中國的理解誤差頗大,成見也頗深。

  中國良好的部分很少被美國媒體提及。即使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客觀地評論中國,都不容易被輿論聽見或接受。特別是特朗普總統近年不斷地發表對中國不利的言論,加深了社會底層對中國的成見。

  美國部分朝野人士認為,中國今天的富庶是因為美國允許中國加入WTO,讓中國的經濟得以在世界經濟市場占有一席之地。中國不但占了美國新科技慷慨分享的便宜,也享受了世界自由經濟市場的果實,而中國自身卻仍未向世界徹底地開放。

  經濟利益的沖突是中美沖突的源頭。

  經濟沖突是現實主義的博弈,F實主義的博弈通常都會尋找理想主義作為開路先鋒,因此美國逐步加大對于中國處理邊疆問題、處理社會穩定議題、處理港臺的作法提出種種質疑,甚至逐漸地促成在世界輿論舞臺上妖魔化中國的傾向。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是否已提升到第二次冷戰的思維?或至少美國在做這種政經戰略的準備?可能美國內部的看法仍然不一。

  中美是否會進入“新冷戰”?中美能否避免“新冷戰”?這必須從中國與西方的文明差異角度進行分析與探討。

  哈佛大學歐洲中心在今年3月初辦了一場國際政治講座,幾位歐洲及美國的年輕學者談到歐洲觀點下新的“大國威脅論”。

  他們的研究顯示,“大國威脅論”指的是俄羅斯及中國。特別提到中國在歐洲的大量投資以及新科技5G在歐洲的市場拓展。歐洲多個國家的領袖們感到十分不安,他們擔心中國將控制歐洲各國的主要經濟與科技命脈。

  在隨后的討論中,我提出意見說:“歐洲過去在冷戰時期大量接受美國的投資、援助,甚至軍事部署,為何當時歐洲沒有把美國視為威脅?而中國開始在歐洲做經濟投資,就是威脅?這當中是否存在著對‘文明’的不理解?”

  那位年輕的歐洲女學者立即否認,她說這跟文明沖突沒有關系。雖然她可能來不及說明理由。

  然而我的確認為,中美的沖突本質上就是文明的沖突。

  多極世界的發展

  對中國有利,對美國也有利

  中國要突破現有的對抗格局,必須有能力提出不同的文明價值體系,讓一極的世界走向多極的世界。唯有如此,中國與美國,中國與歐洲,才能在平等的基礎上看待彼此。

  中國必須突破美國過去一個世紀所塑造的“理想主義”的金箍咒,才能伸展他跟世界正面的、穩定的協同關系。

  很多研究中國議題的學者會認為,只要中國經濟與科技持續強大,世界各國都得跟中國做生意,中國就能走出去。

  美國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特朗普就運用理想主義的帽子打擊中國的形象,說跟中國做生意的種種弊端,要全世界遠離中國。

  中興只是序曲,美國政府下令要各國不得提供芯片給華為,也只是個開端,不是終曲。

  中國必須以自身的文化建設,讓世界看到中國美好的一面,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才能建立。純粹比政治、比經濟、比軍事實力是霸權,把這種實力轉為文化的正當性,才是王道。

  從現實意義言之,中國以現實的經濟、政治與軍事實力作為基礎與后盾,但仍需要以文化的實力塑造世界認可的新理想主義。這個新理想主義并不是要取代美國訴求的理想主義,但是要能夠與之并駕齊驅。

  哈佛肯尼迪學院的一位資深教授曾非常中肯也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的世界秩序基本是美國建立的。中國必須具備建立世界新標準與新秩序的能力,才能有機會與美國并列。

  這種兩極或多極大國的新時代,端看中國自身能否提出一套新的價值體系、建構有力的經濟體制與令人稱羨的生活模式。

  意大利在1970年代經歷了一個媒體體制的大改革。從4個黨各擁媒體,到出現民辦媒體,原因是好萊塢的《達拉斯》連續劇影帶,通過私下流通管道在意大利大受歡迎。商業導向、觀眾導向的民辦媒體應運而生。

  為何《達拉斯》電視劇盛行?因為美國的生活讓他們羨慕與向往。這是美國訴諸全世界的理想主義的現實生活版。好萊塢是美國式理想生活形象的制造工廠。

  中國要發展的不只是經濟與科技,不只是政治與軍事,而是根植于其自身傳統歷史文化,又能適應當代發展的文明體系。

  這種價值體系與模式未必要取代美國模式,而必須是能被世界所普遍接受的體系,從而扭轉當今世界從美國主導的一極世界,走向兩極,或多極世界。

  多極世界的發展對中國有利,對美國也有利。美國深信多元主義的價值,這多元主義的價值不只運用在其國內,也應該在國際上接受多元主義的體制。

  許多中國學者認為,美國的實力是“美元、軍事與科技”。其實美國的真正實力是其文化的塑造力。

  在文化的高層領域,有具世界影響力的高等學府引領著西方價值,建構卓越的論述能力。

  在大眾文化層面,有好萊塢呈現的美國式美好生活,也有居世界輿論主導地位的超大媒體集團,從《Time》、CNN、Facebook到YouTube。

  在經濟層面,有具備全球營銷能力的大型企業,引領商業的創新。

  這是美國真正的實力之所在。

  特朗普的新孤立主義,與以往有何不同?

  雖然如此,美國正面臨國內與國際的雙重困境與挑戰。

  美國的民主政治標榜塑造個人至上的理念,把個人主義發揮到極致,甚至于有過激的局面。新冠疫情期間,過度強調個人選擇與自由的結果,讓美國社會深受疫情之苦。

  個人主義正當化了私我欲望的極度擴張,深化了貧富差距。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作《人民、權力與利潤》中說到,“美國頂層1%的富豪的財富,等同于美國40%人口的財富總和”。這是美國底層社會騷動的源頭,是特朗普得以訴諸民粹崛起的根據地。

  經濟的寡頭與政治的寡頭同時挑戰著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勞倫斯·萊斯格出版的新書《They Don’t Represent Us》,直接挑戰代議政治的弊病與當今美國民主面臨的困境。

  萊斯格教授指出,美國的民主政治已經演變成以政黨利益為主、以少數精英利益為先的寡頭政治。

  少數精英壟斷了政經的利益,是美國社會逐漸出現民粹的原因。這種內憂使得美國必須轉過身來面對自身內部的政經問題,也促使美國對于國際事務從世界主義逐漸走向新孤立主義。

  特朗普代表的新孤立主義與上一世紀“冷漠的孤立主義”不同。特朗普的美國至上是“敵意的孤立主義”。從他退出許多世界組織的趨向來看,美國逐漸喪失他作為世界秩序的領導者與標準的建構者的地位。

  而特朗普的個人行徑,包括直白無忌憚的發言,批判媒體、批判外來族群、以及自我炫耀等作風,都違背了美國自身的理想主義所曾經堅持的“尊重差異與族群平等”的原則。

  特朗普所堆積出來的對抗與對立的薪柴,終于在一個意外的黑人弗洛伊德死亡事件中,點燃起熊熊的烈火。

  美國過去標榜的理想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原則,曾經是吸引世界無數人羨慕美國、移居美國的主因。

  但是敵意的孤立主義的作風,讓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更為模糊與式微。

  美國的困境,是否是中國崛起的契機?

  這端看中國能否在這個時期,展現出制定另一種世界新秩序與新標準的能力。中國能否如美國一樣,對自身的價值提出明確的論述與實踐的典范,包括高層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思想與內涵,從政治體制到經濟模式,都能制定出讓世界普遍理解與接受的新價值、新規則。

  這是中國在逐漸形成的多極時代中能否成為世界領袖之一的重大關鍵。

  隨著美國貧富差距擴大,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茨說:“過去40年,美國社會除了頂層人士之外,多數人的所得都陷入停滯狀態。而反觀中國人的所得增加了10倍,而且已經有7.4億人脫離貧窮。”

  中國近10年,以清廉政治為基礎,降溫部分民營企業的過度擴張,抑制財富過度集中的問題,避免社會走上貧富兩極的世界,同時啟動精準扶貧,讓底層人民的生活得到照顧,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是“以民為本”的施政體制。

  正如同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宣誓的:“黨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是以人民利益為利益。”這符合了中國傳統以“民本思想”作為施政的基礎與目標。

  這樣的體制如何讓美國及歐洲諸國所理解與接受,有賴中國能否對于自身的政治體制與文化內涵提出合理的論述。

  這個論述必須經得起辯論與驗證,才具備世界文明典范的實力。在這實力的基礎上,提出支撐全球共榮、共善的新標準,是中美兩國從一極的威脅論,走向兩極或多極世界新秩序的契機。

何日生 的近期作品

個人簡介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訪問學者、善學研究發起人
每日關注 更多
何日生 的日志歸檔
贊助商廣告
贵州快3走势图爱彩乐